任伊临，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任伊临出生的前一年，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开始大规模入侵中国，为逃避战火，他家从南京迁回祖籍浙江黄岩十里铺。1938年1月23日在迁居祖籍的途中，他出生在外婆家----浙江临海，故名伊临。
任伊临的童年、少年时代在浙江台州黄岩县鼓屿乡十里舖村渡过。他五岁入学，开始就读于黄岩鼓屿小学，高小转入寺后小学。解放后的1949年秋，他考入黄岩县中(后改名为浙江省黄岩中学)，初中将近结束时，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现名共青团)。1955年秋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期间因病休学一年多)，1961年毕业。任伊临在中学阶段，国家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社会变革，大学阶段又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一社会环境下，他初步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革命的人生观。在学校他按“三好”要求，积极上进，刻苦学习，努力锻炼，还担任了学生会、团支部、班级的学生干部。被学校评为优秀少先队员、三好生、优秀生、五好战士。
在乌鲁木齐教育学院首届教职工代表大会上做报告
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任伊临响应国家号召，来到新疆。
到新疆后，任伊临分配到乌鲁木齐市第二中学任教。面对这里艰苦的环境，他有过思想斗争，但很快安下心来投入工作。从1961年9月到1975年1月，他在乌鲁木齐市第二中学任历史、政治教师。1973年开始，他开始崭露头角，在《新疆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多篇文章，被日报社授予优秀通讯员称号。1975年调入乌鲁木齐教育局编研室。从1975年1月到1984年3月，他先后在市教育局编译室、师进修学校(当时称红专学校)，师进修学院工作。1981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期间适逢党召开八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开始重视业务工作。任伊临和红专学校政史教研室的教师一起，组织了乌鲁木齐地区中学政治教学研究会，经常召开地区中学政史地教研组长会议，研讨和交流提高政治课的教学质量的办法，多措并举，使恢复高考的前三年，政治课成绩在全市各科中名列前茅。由于这一原因，受到自治区教育厅普教处的重视，让他们把工作总结一下，写一篇题为《我们是怎样开展政治教研会工作的》，推荐给上海出版的《政治教育》，刊登于该刊的1984年第三期。
获首届全国党校系统“现代文化杯”优秀党史论文一等奖证书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次社会大变革，左的思想逐步肃清。从1984年1月到1998年7月，任伊临被组织部门先后任命为乌鲁木齐教育学院院长、党委书记、市委党校副校长，教 在乌鲁木齐教育学院首届教职工代表大会上做报告育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在此期间，任伊临还兼任市社科联副主席，市社科联评奖委员会副委员长，市大中专社科联主席，自治区党干校系统高评委委员，全国(部分)省市教育学院研究会副会长，当选为天山区人民代表，乌鲁木齐市第九次党代会代表，聘为北京燕图联文化发展部特约作家。
任伊临担任乌鲁木齐教育学院领导期间，和学院其他领导团结全体教职工，经过近十年努力，将只有一座教学行政大楼,周围全是荒地的乌鲁木齐教育学院，建成了一座美丽的校园。同时，在学院试行院长负责制，制定规章制度，聘请内地一些大学的知名学者获首届全国党校系统“现代文化杯”优秀党史论文一等奖证书 来学院讲课，举办学术讨论会，创办《乌鲁木齐教育学院学报》，使学院的管理走上了规范化、科学化道路。学院还根据上级要求，为乌鲁木齐地区各中学学历没有达标的教师，进行大专补偿教育，开办专题培训班和中学书记、校长学习班，又和市教委党委一起举办市教育系统的业余党校。经过以上工作，不仅完成了乌鲁木齐地区中学教师大专学历的补偿教育,还招收高中毕业生,办了大专班。一九八六年被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评为 “市级文明单位”，一九九一年，经国家教委师范司和自治区教委评估验收，定为合格的办学单位。
在担任乌鲁木齐教育学院主要领导工作的同时，任伊临还继续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
教学上，任伊临不仅在本院讲授《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和选读》，开办专题讲座，还一度被新疆大学、新疆教育学历史系和新疆广播电视大学聘为兼职教师，在这三所院校讲授《中国历史文选》和《史学概论》。
在乌鲁木齐市社科联第二次颁奖大会上做总结
科研上，任伊临应新疆人民出版社之邀，主持编写了《初中政治常识问答》(还被译成维文)，后来又参与编写了中学《民族政策和民族团结教材》、《教育院校概论》。任伊临撰写的学术论文，分别发表在《中国边疆史的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西域研究》《新疆教育学院学报》《新疆党史》《实事求是》《天山学刊》《乌鲁木齐教育学院学报》等刊物上，有些还入编人民大学编辑的复印资料和中华书局、中央文献出版社、当代世界出版社、团结出版社、内蒙古教育出版社、东北民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文集及《中国当代思想宝库》、《中国小康社会建设丛书》、《中国优秀领导干部论坛》等书中。九十年代初，任伊临为新疆广电大学编写了《“史学概论”复习纲要和练习题》《“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下)复习纲要和练习题》等两本复习参考书，作为新疆“三沟通”高等师范培训教材学习指导材料，印发全疆使用。任伊临撰写的《陈云在新疆援接西路军左支队的经过和贡献》入选全国的“陈云思想研讨会”，获首届全国党校系统“现代文化杯”优秀党史论文一等奖。1988年, 任伊临在主管文教的副市长领导下，担任总课题组组长和主要撰稿人，撰写了 在乌鲁木齐市社科联第二次颁奖大会上做总结《回顾与展望——乌鲁木齐地区教育发展战略研究》(软科学研究)，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该成果获得市科技进步二等奖、自治区科技情报二等奖、自治区科技进步四等奖。除此之外，任伊临撰写的一些学术论文，还曾分别获得全国、自治区党校系统党史论文、著作一等奖、全国性学术团体的金奖、特等奖、一、二等奖和市委、市政府颁发的社科论文二等奖。
向英国萨雷大学圣玛丽学院董事长吉拉德.马洪赠送校徽
1998年任伊临退休，他把退休当作新长征的开始，决定抓紧生命留给他还能工作的不多时间，再拼搏一下，在担任一些社会工作的同时。继续干过去有基础、有兴趣而没有时间干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
任伊临担负的社会工作有：北京师范大学校友会新疆分会的秘书长兼副会长、乌鲁木齐市市委党校离退休支部书记、乌鲁木齐市新世纪教育培训中心(民办业余学校)校长、乌鲁木齐市教育局组织的“民办学校评，向英国萨雷大学圣玛丽学院董事长，估小组”副组长，参加了市委宣传部组织的，吉拉德·马洪赠送校徽，市社科论文的评奖工作。
任伊临在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上的成果有：学术研究上，继续发表了二十多篇学术论文，出版了学术著作《谪戌新疆的林则》，写了学术著作《左宗棠征讨阿古柏》，主编了《影响新疆近现代史的历史人物及其研究》。上述论文中的《林则徐谪戍期间思想发展的基本轨迹》获2000年世界学术贡献奖金奖。《保证质量，提高素质，是民办学校存在后发展的生命线》入选2001年 “全国民办教育成果展示会暨民办教育学术研讨会”。《谪戌新疆的林则徐》获2003年自治区党校系统第二届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并被林则徐基金会选为顾问。
在“首届红山文艺奖”颁奖大会上
文学创作上、出版了长篇历史小说《苍松傲雪》、《1876年的新疆》，长篇小说《拓荒曲》，电视文学剧《左宗棠征西》，散文集《江山如画》《难忘的记忆》。参与主编、出版了纪实文学《献身边疆教育的人们》、《去新疆，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2022年后又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CCTV·COM中视网》《中国新闻联播网》《新时代先锋网》《新华快讯》《当代文化网》《行业先进人物数据库》等官网上发表了多篇散文和回忆文章。这些作品中的《1876年的新疆》，获2010年中国文学基金会等颁发的中国时代优秀文艺作品一等奖、2012年乌鲁木齐市市委、市政府颁发的“首届红山文艺奖”。《拓荒曲》由原自治区文联主席、著名文学评论家王仲民以“精品佳作”,在《新疆日报》上于以推荐。《新疆艺术》、《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也发表了推荐文章。任伊临写的十多首诗歌入编中华文化出版社出版的《民族之魂》、《颂歌献给党》、《放歌新时代》等诗集，获得“诗歌 在“首届红山文艺奖”颁奖大会上创作最佳奖”、“诗歌创作金奖”。
任伊临担任的社会工作，也获得好评，他先后两次被市教育局评为“乌鲁木齐市社会力量办学先进工作者”;六次被市委党校评为“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党员”。 2010年又被北京师范大学校友会评为“首届龙源树人优秀校友工作者”。
由于任伊临在工作中做出了成绩，所以《乌鲁木齐都市消费晨报》《新疆日报》，北京师范大学先后在2013年、2018年、2019年对他进行采访，写了《从北师大到新疆》《写作让我的精神有寄托》《献身边疆教育的岁月》发表在相应的报纸或书刊上。在2000年参加了中国国际名人协会，2003年被中国管理科学院研究院学术委员会聘为特约研究员，2008年成为中国大众文学会理事会员，2010年加入新疆作家协会，2014年聘为国学大讲堂和中国民间专家管理联盟客座教授，2017年聘为中国国际报告文学研究会中华文化传承委员会专家委员，202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2024年被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院聘为特聘院士和荣誉院长。
今年任伊临又和出版社签约，准备在年内出版《金色年华》、《献身边疆》、《老骥伏枥》等三本回忆录。
任伊临的小传先后入选《中华人物辞海》、《中国专家名人辞典》、《世界文化名人辞海》《世界学术文库》(华人卷)、《21世纪人才库》、《中国专家人才库》(3)、《中华百年人物篇》(现代卷)、《华夏人物传记》等多部辞书。
初 冬 的 荔 枝 园
荔枝是一种多汁、甘甜的美味果子。它和杨梅、芦柑齐名，是广东三大著名果品。自古以来，就为人们所倾倒。传说杨贵妃十分喜欢吃荔枝，唐明皇为讨得她的欢心，曾命令驿马从几千里外将鲜荔枝传送到长安，弄得沿途百姓苦不堪言。苏轼揭露这种弊政，写下了《荔枝叹》。苏轼也十分喜爱这种果实，贬谪惠州期间，曾为它写下了多首赞叹的诗篇。其中以“食荔枝”为名的就有三首。在《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中，他极力称赞荔枝的厚味、高格。诗中有“南村诸杨(杨梅)北村芦(芦柑)，白花青叶冬不枯。垂黄缀紫烟雨里，特与荔枝为先驱。海山仙人绛罗襦，红纱中单白玉肤。不需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姝。不知天公有意无，遣此尤物生海隅。”诗句中苏轼将荔枝喻为海山仙人，说她穿着绛紫色的短袄(外壳)，红色的内衣(内皮)，肌肤美如白玉(果肉)。海山仙人的风骨用不着杨贵妃含笑等待，早已是倾国倾城的美女了。这些传说和诗篇使荔枝充满了神奇的色彩，因此当我在街头水果摊上看见荔枝时，总想一睹生长这种果子的树木的神态，只是由于地缘关系，长期未能如愿。今年初冬时节，我终于有机会看到它了。
荔枝园下小溪边
十一月下旬，我从乌鲁木齐到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参加校友会理事会。张锐教授领着我走在翠木夹道，绿草铺地，曲曲折折的小路上，去食堂吃午饭。路上，他指着道路右侧一座绿荫覆盖的小山说：它叫荔枝园，果实成熟时，人们可以上去随便采摘，只要在门口称一下，论斤付钱就行。价格便宜，一元多钱就可以买上一斤。张锐教授的话使我心中一动，呀，这就是我多年想要观看的荔枝树?!碰巧下午会议没有安排活动，我何不趁这空挡，到初冬的荔枝园转转，观赏一下荔枝树，游览一下荔枝园，以实现我多年的夙愿。
通往荔枝园的道路是一条石块铺成的弯弯曲曲的小路。时虽初冬，却丝毫没有冬天的感觉，因为满园的树木，不管是乔木还是灌木，依然苍翠欲滴。满园的青草，不管是人工栽培的，还是野生的，依然草色青青。我踏着高低不平的石块向荔枝园走去。路的左边是白墙红顶的心理咨询研究中心，右边是铺设红色塑胶跑道的操场。在这两处建筑物的周围满是草坪和树木。挺拔的椰子树、棕榈树，低矮的铁树、剑麻，还有许多叫不出名字的乔木和荔枝园下小溪边灌木，它们在初冬阳光照耀下，生长在天鹅绒般的草坪上，错落有致，组成了一幅优美的南国风景画卷。
我漫步在通往荔枝园的小道上，除了小鸟清脆悦耳的鸣叫声外，听不到任何声音，周围静悄悄，安静极了。此时整个地区只有初冬的太阳和略带暖意的海风来光顾，我被阳光和海风包裹着，全身暖烘烘的，不得不脱掉夹衣。我缓缓地走在和煦的阳光下，不自觉地和我的住处------乌鲁木齐的冬季进行比较。这儿没有白皑皑的积雪，没有都市的喧闹，没有灰蒙蒙的天空，没有钢铁水泥的森林。我可以尽情地享受满眼的青翠，和煦的阳光，新鲜的空气。走在这个清静幽僻的地方，我好像走进了一个美妙的绿色世界。我真正体会到了生态环境和谐的美。
荔枝园三面环溪，中间有一座长满荔枝树的小山包。我踱过石桥，跨过流淌在荔枝园东麓的小溪，沿石级走上了生长着荔枝树的小山，眼前的风光一变。原来错落有致的景色不见了，满眼所见尽是绿幽幽的荔枝树，一棵紧挨着一棵向山顶延伸，盖满山体，蓊蓊郁郁的一片，好像是妙龄女郎披着墨绿色的披纱。荔枝树近两人高，椭圆形羽状复叶密密麻麻地顶在树枝上，既似一把把小伞挡住了初冬的阳光，又似一张张笑脸仰视着初冬的阳光。荔枝树之间枝叶相连，有如人们手拉着手在山坡上跳舞。走进树丛，黑黝黝的，好像进了原始森林。踯躅在荔枝树下，我不禁想起了杨朔的名篇《荔枝蜜》。他在文章中描绘了四月份的荔枝树和为酿造荔枝蜜而辛勤劳动的蜜蜂，歌颂了为人类作出无私贡献的蜜蜂精神。文章说“……荔枝刚开花。满树浅黄色的小花，并不出众。新发的嫩叶，颜色淡红，比花倒还中看些。”“开花时节，那蜜蜂满野嘤嘤嗡嗡，忙得忘记早晚，有时还趁着月色采花酿蜜。”“蜜蜂是在酿蜜，又是在酿造生活;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人类酿造最甜的生活。”可惜我来得不是时候，既看不到如花的嫩叶，也看不上浅黄色的小花，更看不见为酿蜜而奔忙的蜜蜂。可是我却想象得出开满小黄花的荔枝树，想象得出满树荔枝花开时蜜蜂忙碌的情景。我虽然没有看到荔枝园的春色，但却看到了初冬阳光下的荔枝林，它们仿佛被深绿色的画笔涂抹过一样，绿得逗人，绿得有灵气。微风过处，树叶相撞，发出沙沙的响声，仿佛轻轻地哼唱着南国初冬韵律的赞美歌。我轻轻地和着风声，悠悠地踩着树荫，登上了山顶。眼前出现了一片开阔地，上面长着半枯的野草，倒给人以初冬的感觉。空地北端有一座二层小楼，门前栽种着一棵三角梅。小楼倒没有什么特色，三角梅却十分耐看，它攀楼而上，直达房顶，深红色的花朵，成团地簇拥一起，开满一树，有如在墨绿色的荔枝园上点燃着一支火炬。
按常理，人在山顶，居高临下，可以俯瞰周围的一切。可在这儿却不能，因为它四周都被密匝匝的荔枝树包围着，挡住了视线，看不见山下的景物，满眼所见，依然是一簇簇似小山的荔枝树。我站在荔枝树旁，仰视山顶开阔地上空，湛蓝、湛蓝的苍穹里，只有几朵轻如游丝的白云在漂浮。初冬的暖阳张开无私的手，静静地抚摸着荔枝园中的一切，这座小楼、这株三角梅、这片荔枝林。它既给荔枝园增添了几分宁静和妩媚，又让它透着几分神秘的色彩。
荔枝园边的小桥
我穿过山顶的开阔地，在荔枝树的拥抱下，沿着“之”字形的山路西下，到了山麓，眼前的景色又一变。如果将荔枝园东面的景色，比作亚热带初冬时分的西欧风景画，眼前的风光，则是描绘初冬南国的中国式山水画了。墨绿色的长满荔枝树的小山，在这一幅山水画的右面，成为近景。山水画的主体是沿山流淌着的一条小溪。溪水清而浅，各种形状的大小石块，裸露水面，连散乱在水底的鹅卵石也一览无余。小溪两边长满野草和各种树木，几枝三角梅的枝条从草丛中伸出，成簇的红色花团，和绿色的草木相映成趣。挂在西天的太阳将西岸草木的倩影投到溪边和溪水里，落下参差斑驳的黑影和绿色的倒景。抬头北望，黛色的状元山紧贴蓝天，笼罩在近似雾气的薄云之中，成了山水画的远景。荔枝园的美不只是长着荔枝树小山包的美，而是和它脚下的小溪，周围的环境和谐地搭配在一起的整体的美。
荔枝园所在的小山，属半圆形的凤凰山支脉，它南连凤凰山，东西北三面都被溪水包围，极像微型的半岛。长有荔枝树的小山不高，由于兀立于平野之间，荔枝园边的小桥就有了山的风韵;长有荔枝树的小山不大，由于有荔枝树的遮挡，就让人摸不着边际;长有荔枝树的小山上没有亭台楼阁，由于长满了荔枝树，和它东面、北面开阔的草坪比较，就多了几分秀气。加上环山的小溪，流淌的溪水，在秀气之中又多了几分活泼。水光山色使初冬的荔枝园遍体透绿，玲珑剔透，犹如一颗翡翠，镶嵌在风景如画的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成了分校的一个独具特色的风景亮点。
越过小溪，围绕着荔枝园遥看四周，可以清晰地看到散落在黛色的山峦下，绿色树丛中，高低起伏，大小不同，风格各异的现代化建筑群。东面状元山脚下有学生宿舍，学生广场，教师公寓。西面凤凰山脚下有国际传媒设计学院，图书馆。南面有体育中心，生态化看台，游泳池。北面的平野上，有一号、二号教学楼，百年纪念广场，京师苑……。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建设仅三年，就已完成了二期工程的建设任务，在校生已达一万五千多人，成了万人大校，走出了一条颇具特色的建校道路。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的师生们就像飞舞在荔枝园中的小蜜蜂，他们在这块三面环山，一面向海，花木遍地，溪水潺潺，湖光山色，风光秀丽，静谧宜人的风水宝地，采摘着知识的花蜜，不断地充实自己的文韬武略，酿造出清纯、香甜、造福人类的荔枝蜜。
游罢荔枝园归来，我觉得迷迷茫茫的，不知道自己在游初冬的荔枝园，还是在游初冬的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抑或两者都是。迷茫中我突然想起了苗中正校长的介绍。他说，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要创建成绿色生态校园，营造“山谷大学”，让分校的学生在良好的环境中成长、成才。游罢初冬的荔枝园，我实实在在地感觉到，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正用行动建设着人和环境和谐统一的校园。
2005年12月16日
2006年3月发表于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校园生活》
浅论古牧地之战
前言
古牧地之战是左宗棠派遣刘锦棠去新疆征讨阿古柏的首战，对战胜阿古柏具有重大的作用和影响，也在世界树起清军的威信。为了解这场战争，我们得先简要地叙述左宗棠征讨阿古柏的战争。
左宗棠征讨阿古柏的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反对外敌入侵和民族分裂的重要事件，它从1876年6月(光绪二年五月)开始，到1878年1月初(光绪三年十二月底)结束，历时一年半。在这场战争中，左宗棠派刘锦棠率领西征军，摧毁了阿古柏建立的“哲德沙尔”伪政权。这个伪政权是受到英、俄支持，由从浩罕(版图包括今哈萨克斯坦南部部分地区、乌兹别克斯坦东部以及塔吉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部分领土)入侵新疆的阿古柏建立的侵略、分裂中国的军事独裁政权。这场战争的胜利收复了被阿古柏侵占达十三年之久的天山南北广大地区，挫败了民族分裂主义的图谋，解除了新疆各族群众苦难，使祖国大好河山重归一统。这场战争的胜利不仅粉碎了英、俄两国妄图将新疆从中国版图上分裂出去的图谋，维护了祖国领土完整，民族的团结，保卫了祖国边疆的安全，还为确立现代中国版图和新疆的长治久安，为建设新疆、开发新疆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左宗棠西征阿古柏的胜利，作用重大，影响深远，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
左宗棠征讨阿古柏前的新疆情况
左宗棠派军队征讨阿古伯前的新疆的情况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在太平天国、捻军、陕甘回民起义影响下，新疆掀起了一轮农民起义高潮。但过不多久，起义的成果即被各族封建贵族和宗教上层分子窃取，出现了五个相互对立，相互斗争的封建割据政权。盘据在喀什噶尔的斯迪克，为在斗争中站稳脚跟，派人去浩罕请他们派人来帮他巩固政权。没想到浩罕派来的军官阿古柏是个军事野心家，他来后即用武力驱逐斯迪克，建立了以喀什噶尔为中心的“哲德沙尔”伪政权。并以此为中心，不断向外扩张，侵占了南部新疆和东部新疆的一部分地区。他的地盘也由新疆的天山南路，扩展到天山北路的乌鲁木齐、玛纳斯和东疆的吐鲁番一带。“哲德沙尔”的疆域“东起博斯腾湖和吾什塔拉，北至冰达坂和左克，西抵阿拉伊山——巴达古大山，南达哈拉古山(黑山，在和阗境内)，车尔干(今且末)、洛甫等地。”(1)与此同时，伊犁也被俄国占有，而清政府只剩有哈密、奇台、古城、吉木萨尔等地。
面对新疆这种局面，清政府高层中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是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海防”派，他们认为“海防”重于“塞防”，应当放弃新疆，加强海防的建设。而以左宗棠为代表的“塞防”派，则认为应当征讨阿古柏，维护国家的统一。左宗棠说：“……我朝定鼎燕都，蒙部环卫北方，百数十年无烽燧之警，……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联，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而况今之与昔，事势攸殊。俄人拓境日广，由西而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联，仅中段有蒙部为之遮阂。徙薪宜远，曲突宜先，尤不可不预为绸缪者也。”(2)。清政府采纳了左宗棠的意见，任命他以钦差大臣的身份督办新疆军务。左宗棠获得任命后，即开始全面深入地安排征讨阿古柏的的军事行动。
左宗棠征讨阿古柏的计划
左宗棠是一位久经沙场，有着丰富实战经验的爱国将领，他接到清政府任命后，先做好战前的物质和精神准备，接下来又认真地制定了指导战争全局的战略方针，外交策略，周密、细致地安排每一战役的战略战术。他的计划是：
一、暂置俄国于不顾，先集中力量捣毁阿古柏的军事独裁政权。
如上所述，西征前新疆有两股敌对势力，一股是占据新疆北部伊犁河谷的俄国军队，一股是占据乌鲁木齐、吐鲁番一带和天山南路的阿古柏政权和投奔后依附于他的白彦虎势力。怎样对付这一南一北两股敌对势力呢?是两个拳头打人，同时分兵南北作战，还是一个拳头打人，先集中力量解决其中一个敌人，然后再解决另一股敌人，这是放在西征军面前首先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早在1873年(同治十二年)左宗棠就考虑过这个问题，他在《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说过“就兵事而言，欲杜俄人狡谋，必先定回部，欲收伊犁，必先克乌鲁木齐。如果乌城克服，我武维扬，兴屯政以为持久之谋，抚诸戎俾安其耕牧之旧，即不遽索伊犁，而己隐然不可犯矣。乌域形势既固，然后明示以伊犁，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让人，遣使奉国书与其国主，明定要约，酬资搞劳，令彼有词可转。彼如知难而退，我又何求?即奸谋不戢，先肇兵端，主客劳逸之势攸分，我固立于不败之地。俄虽国大兵强，难与角力，然苟相安无事，固宜度外置之。至理喻势禁皆穷，自有不得己而用兵之日，如果整齐队伍，严明纪律，精求枪炮，统以能将，岂必不能转弱为强，制此劳师袭远之寇乎?”(3)这一段话既有对俄斗争政策的建议，也有对建议原因的说明。左宗棠建议的内容有两点，一是说明对新疆两大敌对集团，不能同时用兵，只能先收复南疆(回部)，而后再收复伊犁。如有些著作所言，对新疆总体用兵方略是“先南后北”，先歼灭阿古柏，再对付俄国;二是对俄先礼后兵。收复乌鲁木齐后，先要发展社会生产，安抚群众，使社会安定，然后再派人对俄交涉，索要伊犁，如俄不同意，则再用兵。所以在西征中，应当暂时置俄于不顾，先集中力量打击阿古柏，只有这样才能取得西征的胜利。
二、对阿古柏作战时应该采取什么策略?左宗棠又根据敌情制定了“先北后南”的战略方针和“缓进速战”的战术思想。
为对付阿古柏，左宗棠提出“此次进兵，先北路而后南路”(4)的“先北后南”战略思想。原因有四点：其一、从自然条件和地理结构分析，新疆可分为东疆、南疆、北疆三大块，这三大块敌我态势分别是清占领东疆，阿古柏占领南疆，沙俄占据北疆一部分。东疆东连甘肃，南临阿古柏占领区。从阿古柏占领区北面开始军事行动，便于将清军行动的后方——甘肃和攻打阿古柏的前沿阵地连成一片，既使清军有连接关内的交通要道，有可靠的军事补给线，又有巩固的后方。其二、从物产、补给资源考虑，“天山南北两路，旧有富八城，穷八城之说。北自乌鲁木齐迤西，南自阿克苏迤西，土沃泉甘，物产殷阜，旧为各部腴疆，所谓富八城者也。其自乌鲁木齐迤东四城，地势高寒，山溪多而平川少;哈密迤南而西抵阿克苏四城，地势褊狭，中多戈壁，谓之穷八城。”(5)如先占有乌鲁木齐到阿克苏一线，就占有了富八城中的大部分地区，军粮就有了保证。其三、从交通和地貌考虑，甘肃到喀什噶尔自古有南、中、北三条丝绸之路。在历史上，走南路、中路必须经过米兰和楼兰，但这两个城市历经沧海桑田，到了清朝都已被黄沙埋没，只留北路：嘉裕关——哈密——吐鲁番——喀什噶尔还通行，而吐鲁番到喀什噶尔又被阿古柏占据，所以只有先占乌鲁木齐，夺取通往去南疆的关口达坂城，穿过后沟、干沟，出榆树沟，清兵才能向南发展，攻取吐鲁番、托克逊，打开通往南疆的门户，直泻南疆。如果先从哈密、巴里坤南下，拦在清军道路面前的则是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塔克拉玛干(“死亡之海”)沙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个别人们进去都出不来，何况清西征军是大部队进去，水、粮等后勤保障更难解决，所以它必将成为清军进军喀什噶尔的拦路虎。其四、有历史的借鉴，“高宗(乾隆)先平准部，次平回部，拓地二万里。”(6)是指乾隆在十八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平定准噶尔部的达瓦齐和河睦尔撒纳的叛乱，和后期平定回部大小和卓叛乱的两次军事行动，都是先北后南，取得胜利，统一了天山南北路的。
除了地理条件外，左宗棠又分析了阿古柏内部两大集团的情况。左宗棠认为阿古柏军事独裁政权由两大军事集团组成，一个是以阿古柏为首的安集延人为核心的浩罕入侵者，一个是以白彦虎为首领的从陕西、甘肃逃到新疆，依附于阿古柏的回民武装。这两大军事集团，阿古柏集团的巢穴在南疆，虽然内部矛盾重重，但经过十多年经营，有相当的实力，“俄使(指索思诺福斯齐)亦言其西洋枪炮颇多，似未可轻视。新疆民团首领徐学功在禀中亦言其用军严整，颇能得其死力，”(7)也就是说阿古柏军队武器精良，治军严整，不可轻视。而白彦虎部，1873年(同治十二年)在清军攻击下，“会合西宁大股回逆携带家眷约万余众出关滋拢”，(8)“能战之贼至多不过数千而止，”它的特点是“悍鸷不如陕回诸目，而狡诈过之。”他狡诈的表现是“遇劲军则绐他贼拒敌，自率党伙先逃;遇寻常之军，则设伏陷之。”(9)他在1873年(同治十二年)，逃到新疆，降附于阿古柏后，又和马人得一起据守乌鲁木齐、玛纳斯一带。但这一地区的老百姓对白彦虎民心不附，再加上有徐学功率领的民团在乌鲁木齐南郊——南山一带活动。所以驻守在古城、济木萨尔的清军“均言贼势甚弱”(10)。可见在这两大军事集团中，阿古柏集团的实力比白彦虎集团要强，歼灭白彦虎集团比歼灭阿古柏集团容易。据此左宗棠得出结论“大抵新疆贼势北路轻而南路重。”(11)所以左宗棠在1875年(光绪元年)奏稿中提出“北可制南，南不能制北”(12)的“先北后南”平定阿古柏的战略思想。
执行“先北后南”的战略思想还有一点好处是，乌鲁木齐地处天山北麓，是南北疆的主要交通要道，“不规复乌垣，则无总要可扼。”(13)攻下了乌鲁木齐，就占据了南北疆的交通要道，然后以乌鲁木齐为中心，东可以和巴里坤、哈密，北可以和塔尔巴哈台各路联系在一起，互为犄角，在阿古柏势力范围和沙俄占领区之间打进一个楔子，向北可防止沙俄南下支援阿古柏，向南可以阻止阿古柏北上勾结沙俄，达到分割敌人，分而歼之的目的。如果再在这三地方“精选良将，兴办兵屯、民屯，招徕客、土，以实边塞。”(14)又可收到多种好处：可以巩固进取阿古柏的后方立脚点;可以发展经济，减少军粮的远距离运输;可以打消沙俄继续占领伊犁的借口，便于荣全和沙俄索要伊犁的谈判;可以在攻打踞守乌鲁木齐白彦虎军队时，阻止阿古柏的援军，借此机会，使清西征军的军威传入南疆，起到动摇阿古柏军心的作用。所以左宗棠说“如大军攻剿古牧地、乌垣、红庙一带，帕夏(指阿古柏)敢赴北路之援，官军猛打数仗，自可挫其凶锋，将来下兵南路，声威已张，或易着手。”(15)可以达到“致力于北而收功于南”(16)的目的。以后战争的发展也确如左宗棠预料，当清军攻下古牧地、乌鲁木齐，再取达坂城、吐鲁番，进军南疆后，阿古柏军队即不堪一击，分崩离析了，这也是左宗棠制定“先北后南”的战略方针的重要原因之一。
左宗棠在1876年3月(光绪二年二月)的《新疆贼势大概片》中对“先北后南”战略思想作了详细的论述。他说“官军出塞，自宜先剿北路乌鲁木齐各处之贼，而后加兵南路。当北路进兵时，安集延或悉其丑类与陕甘窜逆及土回合势死抗官军，当有数大恶仗。如天之福，事机顺利，白逆歼除，安集延之悍贼亦多就戳，由此而下兵南路，其势较易。是致力于北而收功于南也。”(17)
制定征讨阿古柏的战略思想后，用什么办法攻打敌人?左宗棠在写给曾国藩儿子曾国荃(字沅甫)信中说“毅斋自定出关马、步二十余营，以缓行速战为义”。(18)及时提出“缓行速战”(有些著作提“缓进急战”或“缓进速战”)的战术方针。所谓“缓行”(缓进)，是指发动战争前，行动要缓，这个“缓”字不是指什么都得慢慢来，而是用“缓”字给部队腾出时间，让部队在发起新战役前，有充分的休整时间，保持旺盛的战斗力;是用“缓”字给部队腾出时间，让他们有充分时间筹措和储运足够的军粮和军火，为将要开展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做好物质的准备。总之用“缓”字给西征部队腾出时间，打有准备之仗。所谓“速战”(急战)，用今天的军事术语讲，就是一旦战斗打响后，要速战速决，“令贼不备，或可免狡兔脱奔也”，(19)用迅雷不及掩耳的凌厉攻势打垮敌人，以免敌人像狡猾的兔子一样地逃跑掉。
左宗棠“缓行速战”战术方针还是根据当年新疆地理状况和自然条件制定的。因为新疆的县城和县城之间距离遥远，自然条件恶劣，如以乌鲁木齐为中心，到南疆各地的距离是：乌鲁木齐到库尔勒四百七十一公里，到阿克苏一千零八十公里，到喀什噶尔一千四百七十三公里。这样长的距离，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靠着两条腿，没有好几天是走不到的。而且出县城几公里或十几公里后，全是寸草不长的戈壁沙漠，既找不到水，也找不到老乡。在这样恶劣的自然条件下，没有充分的粮食和水的储备，行军作战很困难，体力消耗也很大，到目的地后，不经休整，难以投入战斗。只有用“缓行”，才能使战士恢复体力，保证“急战”的成功，保证“急战”胜利后的远距离的追击。“急战”也是根据新疆上述这些自然条件的特点决定的。因为只有“急战”，以极短的时间歼灭敌人，才能不消耗大量的军用物资和粮食，而且还容易从敌人处获得军用物资和粮食。如果打成持久战，不仅我方军需品运送不上，敌人的军需品也消耗殆尽，即便打了胜仗，收复了城市，这座城市也是一座空城。只有速战速决才能解决以上困难。所以左宗棠制定的“缓行速战”的战术方针是根据新疆特点，因地制宜制定的正确方针。
“缓行”和“速战”之间有什么关系?首先我们不能将“缓行”理解为拖拉时间;也不能将“速战”理解为“蛮干”。“缓行”是为有充分时间给“速战”作物质准备;“速战”是在“缓行”准备的基础上进行的，它又为下一个“缓行”创造了条件。所以“缓行”是“速战”的准备，“速战”是“缓行”发展的必然结果。以“缓行”保证“速战”的成功，以“速战”的成功再为下一个“缓行”创造新的条件。一次“缓行”和“速战”，自成一个阶段，“缓行”和“速战”层次推进，直到整个战争的胜利。
“先北后南”的战略思想和“缓行速战”的战术方针是左宗棠根据新疆敌我态势和地理环境、自然条件等实际情况制定的，也为以后西征战争的实践证实，是行之有效的、是正确的。
三、充实指挥部力量，确定分批出关的战略部署，对征讨阿古柏领导层的人员做了安排。左宗棠的安排是：他自己负总责，再奏请清廷，让他的老同事刘典负责后方，两人相互配合，共同完成西征大业。同时他还考虑到自己年老体衰，暂时难以去新疆，所以又奏请朝廷让刘锦棠担任前敌总指挥，去新疆指挥战斗。左宗棠为什么要选择刘锦棠担任此职呢?因为刘锦棠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出生于湖南湘乡的一个农民家庭，15岁时随父参加湘军，转战于江西、安徽、陕西等地，积功至道员，成为老湘军中后起的优秀年青将领。左宗棠认为“刘锦棠英锐果敏，才气无双，近察其志虑忠纯，尤堪重任”，建议清政府“委总理行营事务”，即让刘锦棠担任前敌总指挥。左宗棠的这个建议得到清政府批准后，他又对刘典、刘锦棠作如下分工;“派刘毅斋(刘锦棠字)总理行营营务者，储留后之用。请克庵帮办者，防内顾之忧。”(20)即让刘锦棠负责指挥前方战事，让刘典负责后方一切，他则居中调度，负责全盘。除此之外，左宗棠还让当时乌鲁木齐都统金顺率领的部队“帮派关外剿匪事宜”。安排好上述一切后，1876年(光绪二年)4月7日(三月十三日)，左宗棠又让刘锦棠来肃州 “熟商进兵机宜”。左宗棠嘱咐刘锦棠发动乌鲁木齐战役前，应当先去济木萨尔拜会帮办金顺，要他俩共同商量攻击白、阿的办法，使西征部队的行动取得金顺的全力支持;嘱付刘锦棠在战斗中，要充分团结当地团练徐学功、孔才率领的部队，因为他俩长期和阿古柏接触，了解敌情比较详细，有利于战胜阿古柏;嘱咐刘锦棠主动联系能征惯战，熟悉边情的乌鲁木齐领队大臣锡纶。左宗棠还让刘锦棠抽出一部分队伍和金顺、锡纶部组成联军，布防昌吉一带，切断乌鲁木齐和玛纳斯的联系，既防止敌人北窜蒙古，也便于形成对乌鲁木齐的包围圈。他又嘱付刘锦棠要准备围城打援，“安集延贼酋帕夏(阿古柏)颇称倔强，”又拥有“洋枪军火，以逞其强，”很有可能在清军攻打乌鲁木齐时，“同来抗拒，”如遇到这一情况，则应“将其痛剿数次，”打败阿古柏援军，这样，就可扬清军军威，使“将来南路更易收功”。(21)最后左宗棠对刘锦棠说，“贼之精锐多在古牧地”，打击敌人要选择要害，首战古牧地，攻下该地后，乌鲁木齐就失去屏障，“此关一开，则乌垣、红庙子贼不能稳抗，”(22)，他又说：“官军必先攻古牧地，撤乌垣、红庙之藩篱，乃可成捣穴犁巢之势”(23)。左宗棠又告诫刘锦棠：攻下古牧地、乌鲁木齐后，白彦虎会逃窜向吐鲁番，对此清军“不能穷追。”(24)因为徐昆山、金顺部都驻防在古城、巴里坤一带，可以阻挡他北窜和西窜的去路。
一切安排妥当后，刘锦棠即“以(谭)上连为前敌”(先锋官)，立刻“督军出关。”(25)他则於4月26日(光绪二年四月初三)在肃州举行祭旗仪式，然后带所属马、步二十四营分四批，越过千里戈壁，进入新疆，挺进哈密，开始了征讨阿古柏的具体行动，打响了近代反对分裂，收复国土，统一国家的正义战争。
古牧地之战的经过及意义
当阿古柏获悉清军即将出关的消息后，迅速作出反映。1876年上半年，他在喀什噶尔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宣布：次子伯克胡里留守喀什噶尔主持政务。他率三子海克库里和一批军队到托克逊一带布防，阻击清军。他又命令来新疆投靠他的白彦虎立即移驻乌鲁木齐和阿古柏的士兵一起防守该城。白彦虎接到命令后，马上组织部队据守乌鲁木齐，并且派出部将王治、金中万和古牧地(原回民起义首领)的马明一起防守古牧地。但实际指挥权在王、金两人手中。
刘锦棠率部出关，根据左宗棠的指示，在1876年7月11日(光绪二年闰五月二十日)到济木萨和金顺军会合，共同商讨征讨敌人的策略。俩人根据敌人布防的情况商量决定，攻打乌鲁木齐必须分步进行。第一步是攻占乌鲁木齐北面的重镇古牧地。第二步是攻打乌鲁木齐。
刘、金两位将军商定后，立即行动。7月28日(六月初八)，刘、金两军到达阜康，为便于城内、城外相互策应，金顺部进驻县城，刘锦棠部驻扎在城东的九营街(今名九运街)。清军布防稳妥后，立即派人侦察敌情，经了解得知白彦虎为抗拒清军，已派重兵防守古牧地，阿古柏也从南疆派兵助战，守敌比原来有所加强。但此时，阿古柏和白彦虎怀疑马明“与官军通，押回南路。”刘锦棠，得到这一情报后，认为此时守敌的力量虽有加强，但古牧地有相当部份敌军是马明的部队，临阵换掉马明，必将引起这部份敌军人心浮动，犯了兵家大忌，于我作战有利;加上其时麦豆已熟，“有粮可因”，(26)清军此时虽然“后队尚未到齐”(27)，兵力尚嫌不足，但刘锦棠仍认为“师期不宜再缓”(28)，攻击时间不能再拖延，没有必要等部队到齐再采取行动，而应当机立断，马上发动进攻。为慎重起见，刘锦棠又和金顺协商，决定将夺取古牧地的战斗分为两步，第一步先夺古牧地外围的要塞黄田，第二步再攻古牧地。
下面我们谈黄田之战。
古牧地在阜康西南，该处地势据《米泉县志》记“由东南向西北倾斜，东南部为丘陵山区，……占全县总面积的7.95%;中部为冲积平原，面积……占12.39%;北部为沙漠地带，面积……占79.66%”。(29)清时的古牧地比今天米泉县的面积要小，左宗棠向清政府上报清军攻克黄田的奏稿中有一段话，内容如下：“察看阜康大路至黑沟驿七十里，县西一带深林蔽(目)[日]，野潦纵横，二十里为西树儿头子，尚有废渠，堪引县西之水以供汲引;由此五十里抵黑沟驿，则尽戈壁，无水泉，中间唯有甘泉堡一眢井，开浚仅供百人一日之需，不能安营。询之土人，知黑沟驿之上为黄田，水盈沟浍，上流即古牧地，贼己于此筑卡树栅，严密守护，意在断军汲道，迫官军由大道越戈壁五十里而来，前阻坚城，人马渴乏，可乘其敝也。”(30)这段话中提到的阜康、黑沟驿、西树儿头、甘泉堡、黄田、古牧地等六个地名，其中阜康、西树儿头在今天的阜康县境内，其他四个地名都在今天米泉县境内，甘泉堡的名称没有更改，今属柏杨河乡;黑沟驿名称变更了，叫下大草滩，今属三道坝镇;黄田的名称变更了，叫东工(当年的战场在东工一、二队)，今属古牧地镇;古牧地(清名辑怀城，1928年改为乾德县)即今米泉县县府所在地的古牧地镇。这四个地点都在今天米泉县西南的丘陵地带。黑沟驿在黄田西北面，两地之间，横淌着一段东西走向，名叫黑沟的季节性河流，黑沟上流发源于天山，下流流入今天的塔桥湾水库。黑沟驿在沟的北岸，附近有一片离地不足百米高的丘陵，黄田在黑沟的南岸，离沟约五、六公里。黑沟南岸也有一片丘陵，走下丘陵，接近黄田处则是一片平原。古牧地在黄田的西南，两地相距约四公里。刘锦棠和金顺屯兵阜康后本想经西树头儿到黑沟驿，走大道攻打古牧地，但经侦察，了解到古牧地在阜康西南，从阜康到古牧地约有45公里路程，在这条路上，根据水源状况可分为三段：第一段，从阜康城西到西树头儿一带，约二十里，这一带“深林蔽日，野潦纵横，”“堪引县西之水以供汲饮，”(31)可供战士饮用;第二段，出西树头儿向西直到黑沟驿的五十里全是戈壁，没有泉水;第三段，从黑沟驿向东南经黄田，到古牧地，这一段路约七公里，“水盈沟浍”，水源充沛。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刘锦棠和金顺考虑到，此时白彦虎部已在黄田“筑卡树栅，严密守护”(32)，其用意是想逼迫清军穿越戈壁去黑沟驿，在清军人马渴乏时，以逸待劳打垮它。为此，刘锦棠和金顺决定将计就计，在8月8日(六月十九日)调部分马队和步兵出阜康城西十里挖沟修渠，引水到西树头儿，就地构作堡垒，屯兵待敌。8月9日(六月二十日)又派部队走到二十里外的甘泉堡，在这儿大张旗鼓地挖掘枯井，摆出准备走黑沟驿去古牧地的架势，用此迷惑敌人，掩饰清军在西树头儿的行动。白彦虎派出的侦察兵见到这一情况，误认为清军中计了，驻守黄田的敌人遂放松了警戒。刘锦棠见敌已中计，立即在8月10日(六月二十一日)半夜三更时分，率部从西树头儿走间道夜袭黄田，先占领黑沟南岸黄田北面的山岗，踞高临下，猛攻黄田守敌。此时，金顺部也从右路配合进攻。等金顺军行动后，刘锦棠又将冲击黄田的部队分为左右两部分，他让部将余虎恩为先锋，率部从左面冲击，让部将黄万鹏为后续，率部从右路冲击，左右两路人马如猛虎下山，急速驰奔向黄田。此时放松了警戒的黄田的守敌尚在睡梦之中，他们被清军的枪炮声惊醒，仓促应战，不敌败退，退缩到古牧地。8月11日(六月二十二)清军顺利地攻占黄田，实现了攻打古牧地的第一步作战计划。
下面我们再谈古牧地之战。
驻扎在古牧地的白彦虎部在黄田战役失败后，“有缩入城者，有南向红庙子奔窜者”(33)，出现混乱的迹象。此时追击到古牧地城下的刘锦棠“见古牧地城大而坚，未可猝拔”，于是“收队还驻黄田”(34)，与金顺再次会商攻打古牧地的第二步计划，根据敌情，他俩决定用围城打援的办法来对付古牧地的守敌。8月12日(六月二十三日)，刘锦棠将部队运动到古牧地正东及东南(注意：左宗堂奏稿中写为“东北”，但乌鲁木齐在古牧地西南，所以此处行文有误，应改为“东南”才符合地理的方位，而且也可与奏稿下文相互照应)，金顺将部队带领到古牧地正北和西面，完成对古牧地的合围。8月13日(六月二十四日)当刘锦棠部得知驻守在乌鲁木齐红庙子的阿古柏阿托爱部已派数千人准备增援古牧地时，他紧急通知金顺做好打援准备，等援敌赶到时，用“马队拦截”，援敌虽“冲扑数次，”(35)都没有成功。同时又派余虎恩、黄万鹏带马队到(今地磅一带)山前严阵以待，做好应战准备，同时抽调一支马队绕到城南(左宗堂奏稿中写“以马队绕出后面”，方位不明确，改为“城南”，比较符合地理的方位)“断贼入城之路”，(36)使敌人的援军无法接近古牧地，为了加强攻打古牧地的力量，刘锦棠又指挥炮兵抬出天花炮猛攻南关山垒碉堡和城墙。金顺也派劲旅布防在乌鲁木齐到古牧地大路上，配合刘锦棠打援。一场攻城打援战斗在古牧地通往乌鲁木齐大道方向同时激烈展开。阿古柏部派出的援敌几次猛攻清军阵地没有奏效，而该部中穿黄色衣服的指挥员，又被金顺部击毙，一时群贼无首，“群贼气夺，败溃而南 ”，(37)逃回乌鲁木齐。金顺部的马队追击逃敌，直追到距乌鲁木齐十余公里的卡子沟(今为卡子湾)，因不知乌鲁木齐敌人底细，才收兵回古牧地。
打援战役胜利后，金顺部回师，“饬所部环城正西，西北，西南三面结垒”(38)加紧围攻古牧地。此时，刘锦棠攻关夺垒，扫除古牧地外围的战斗也取得了成功，在“环城之正北、东北、正东、东南、正南等面结垒”，(39)两军从四面八方将古牧地团团围住，城内守敌已成瓮中之鳖。刘锦棠为在攻城战斗中减少牺牲，在围城后，即派兵勇在古牧地南城外修筑新炮台和加固旧炮台，经过昼夜抢修，三天后一座高出城墙一丈的新炮台筑成了，修复旧炮台后的工程也宣告结束。8月16日(六月二十七日)刘锦棠“以古牧地关垒既克，辑怀城锁围已合，各营攻具已备，”(40)遂和金顺向古牧地发起总攻。各炮台的开花炮，劈山炮猛烈轰击城墙，第二天黎明，安放在城东南的开花大炮，轰塌了城墙，清军从缺口涌入，与守敌展开巷战。金顺部此时也从城西北攻进城来， 8月17日(六月二十八日)清军攻占了古牧地。是役击毙敌守将王智(王治)、金中万两人，歼敌五、六千人，西征军亦阵亡一百五十八人。
耸立在米东区历史园刘锦棠将军的塑像
古牧地战役结束后，当地老百姓将阵亡的西征军将士掩埋在辑怀城南门外三个大沙坑里，在上面建造了三座名为万骨塔的砖塔，以纪念在反入侵、反分裂战争中壮烈牺牲的将士。此塔今天仍然存在。
清军取得攻打古牧地胜利后，位于它南面乌鲁木齐的敌军人心浮动。得到情报后，刘锦棠和金顺立即在8月18日(六月二十九日)率部挺进乌鲁木齐，很快就攻占了乌鲁木齐。
清军攻打古牧地的战争意义重大，它不仅使刘锦棠、金顺两军趁胜行动，在8月中旬阻击了阿古柏援军，用极短的时间完成了左宗棠制定的攻打阿古柏的第一步计划，夺取了乌鲁木齐，取得清军攻打阿古柏战争第一阶段的胜利，也为清军不久的将来规取南疆奠定了基础。
古牧地之战和攻取乌鲁木齐的胜利，国际影响也很重大。它使一向藐视中国军队战斗力的英、俄等国为之惊动。英国学者包罗杰在《阿古柏伯克传》中说：“在乌鲁木齐和玛纳斯的围攻中，他们(指清军)已经证明自己绝不是平平常常的战术家;在下一个更为扩大了的进军中，他们将更要表现出，他们应当被视作为耸立在米东区历史园刘锦堂将军的塑像 战略家而列于更高的地位。”(41)左宗棠在给刘典信中引用俄罗斯人的说法：“乌垣、红庙捷状，闻俄人亦极口称‘好队!好队!’”(42)
攻占古牧地和夺取乌鲁木齐的胜利，既证明了左宗棠的军事指挥才能，也使年仅32岁的青年将领刘锦棠崭露了头角。所以在担任前敌总指挥的刘锦棠攻打阿古柏取得胜利后，根据左宗棠的建议，新疆建立了行省，他也被清政府任命为第一任巡抚。
古牧地和乌鲁木齐战役的胜利，结束了阿古柏入侵、分裂主义者在新疆十多年来为所欲为的历史，为战败阿古柏在新疆的统治政权，民族分裂分子的图谋，结束新疆分裂局面，回归祖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古牧地之战，是左宗棠西征的首战，理所当然的是中国人民反入侵、反奴役的一场正义之战，是中国人民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的正义之战。
正因为古牧地之战意义重大，所以至今人们对具体负责指挥攻打古牧地之战的刘锦棠仍十分敬仰。
今天到米泉，我们可以的在米东区历史园(小游园)，看到一尊耸立在高台阶上，骑着骏马，雄伟挺拔的刘锦堂将军塑像，以此缅怀当年他攻打古牧地的丰功伟绩。
注 释：
(1)毛拉木沙·赛拉米《伊米德史》(油印本)下册，第20、25、70、44页新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1962年2月翻译)
(2)《遵旨统筹全局折》《左宗棠全集》第六册，奏稿六，第701—702页
(3)《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宗堂全集》第十一册，书信二，第375页
(4)《答张朗斋》《左宗棠全集》第十二册，书信三，第23页
(5)《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左宗棠全集》第六册，奏稿六，第191页
(6)《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左宗棠全集》第六册，奏稿六，第190—191页
(7)《答张朗斋》《左宗棠全集》第十二册，书信三，第23页
(8)《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第27本，第13833页
(9)(10)《与张朗斋》《左宗棠全集》第十一册，书信二，第518页
(11)《答张朗斋》《左宗棠全集》第十二册，书信三，第24页
(12)(13)(14)《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左宗棠全集》第六册，奏稿六，第191页
(15)《答张朗斋》《左宗棠全集》第十二册，书信三，第23页
(16)(17)《新疆贼势大概片》《左宗棠全集》第六册，奏稿六，第421页
(18)《答曾沅甫》《左宗棠全集》第十一册，书信二，第544页
(19)《答刘岘庄》同上，第545页
(20)《答谭文卿》《左宗棠全集》第十一册，书信二，第557页
(21)《与刘毅斋》《左宗棠全集》第十二册，书信三，，第74页
(22)《答刘克庵》《左宗棠全集》第十二册，书信三，，第32页
(23)《出关诸军进至古城留防要隘折》《左宗堂全集》第六册，奏稿六，第476页
(24)《答刘克庵》《左宗棠全集》第十二册，书信三，，第32页
(25)《谭上连》《清史列传》第八册，第六卷，第15页
(26)(27)(28)《会师攻拔古牧地坚巢克服乌鲁木齐迪化州城大概情形折》《左宗堂全集》第六册，奏稿六，第491页
(29)米泉县地方志编篡委员会《米泉县志》第2页
(30)(31)(32)(33)《会师攻拔古牧地坚巢克服乌鲁木齐迪化州城大概情形折》《左宗堂全集》第六册，奏稿六，第491页
(34)同上第492页
(35)(36)(37)同上第493页
(38)(39)《详陈攻拔古牧地克复乌鲁木齐迪化州城战状请奖恤出力阵亡各员弁折》《左宗堂全集》第六册，奏稿六，第506页
(40)《会师攻拔古牧地坚巢克服乌鲁木齐迪化州城大概情形折》《左宗堂全集》第六册，奏稿六，第494页
(41)包罗杰：《阿古柏伯克传》第195页
(42)《答刘克庵》《左宗堂全集》第十二册，书信三，第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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